我则待林泉下做樵夫

群按:2007年3月，重庆出现最牛钉子户事件时，笔者尚在渝北读书，读读新闻，寥作评论，并未入心。嗣后毕业来沪，真正成为一名律师，方才渐渐关注这一民生课题。昨日，正式接受某被拆迁人委托，介入沪上某动迁项目。下午，与动迁公司方面谈，我当即提出看五项文件，对方只提供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和《拆迁许可证》并说其他可以在网上查。我简单审核了一下《拆迁许可证》，颁发时间为2006年7月6日，历经三年六次延期。（注：贵国某些动迁项目有《拆迁许可证》但五证不全的案例比比皆是，沪上周正毅案即属此胆大包天之典型，周正毅案，当时号称资金150亿，最后依然出现补偿安置资金不到位及土地问题。）
    拆迁方声称，这是靠近“世博”园区的房子，补偿已经足够，并且程序合法。事实上，被拆迁人不断多次被盗、断水断电、近日被拆迁人母亲硬是被拆迁公司的人强行抬出房子。贵市作为贵国首富之区，近来喜欢打着世博的旗号变相掠夺百姓容身之所，将巨额暴力收入个别利益集团之囊中。另悉，贵国《拆迁条例》要改了，前面加俩词，更名为《征收补偿拆迁条例》，美其名曰：不补偿，不拆。据说，某些喜欢意淫的学者提出，“征收、拆迁主体为政府，而非开发商”，如果为真，至此，政府妓当足球员又裆裁判员的时代则要降临了。
    转载一篇羽戈兄首发于腾讯网的文章，以飨诸君。本案如有进展，写成个案，贴于此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2009年的拆迁叙事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/羽戈
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伫立于2009年的黄昏，回望1949年的终结与开端；比起我此刻，在2069年的午后，追忆2009年的中国叙事，同样是60年的历史焦距，60年的沧海桑田，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却是两处闲愁。
　　其实在纷乱如麻的2009年，我并无多少机缘去重审历史，那时，历史的话语权不幸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。我只能默默见证与记录我们那代人所艰于呼吸视听的残酷现实。而那一年，有太多太多的不公和不义蜂拥而至，压倒了冬季的冷空气，冻结了世人的灵魂。
　　从冬日到春阳，从冰封到解冻，足足经历了三十年。
　　　　
　　2009年的中国法治史，最关键的两个词语，一是醉驾，二是拆迁。不过，要说拆迁，却得从上一年说起。
　　2008年5月14日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数十名工作人员，手持镐把、螺纹钢筋等器械，闯入了位于辽宁本溪市长青社区的张剑家中，准备强行拆迁。因妻子遭到殴打，张剑奋起对抗。反击当中，他抄起一把水果刀，刺死了一位名赵君的拆迁人员，随即逃离，一个多月后自首。
　　此事一经曝光，张剑所获的荣耀，与后来的杨-佳、邓-玉娇差相仿佛。认为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应该无罪释放的论调不绝如缕。可司法权不这么想。2009年9月4日，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出炉，认定被告人张剑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此判决之生产逻辑与邓玉娇案几乎如出一辙，判定被告有罪，却不进行实质性处罚或者干脆免于处罚——判三缓五，不用蹲一天大狱。
　　置于风起潮涌的拆迁叙事之中，此案的负面意义，在于认定了一点恶的法理，即有人到你的住宅强行拆迁，你不能实行过激的抗争，不能像张剑那样动刀子，更别提像亨利·史威特等11位美国黑人那样直接开枪还击。《刑法》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，或曰特殊防卫权，对张剑们并不适用。且看这一款：“对正在进行的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”——原来，拆你的房子，打你的家人，连“行凶”都算不上，亦非“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”。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，拆迁者都是刀俎，张剑皆为鱼肉。
　　也许，只有以张剑案为出发点，你才会明白，为什么47岁的成都女子唐福珍，为抗拒暴力拆迁，最终却只能选择自焚身亡。
　　她实在缺乏其它选项。她还不像张剑，一介女流，怎有力量和“穿迷彩服，头戴钢盔，手持棍棒”，“锯开三楼防盗门”的拆迁者对抗，况且，大公至正的法律已经规范了她反抗的限度，尽管从不约束她的对手身怀利器，横行无忌。作为弱者，唐福珍惟一的武器就是她的肉身。2009年11月13日凌晨那一刻，除了点燃打火机烧灼自己，她别无选择。
　　从张剑到唐福珍，生者何幸，死者何哀，他们承担了共同的悲剧：对于屡禁不止的暴力拆迁，你能做什么？反抗则获罪，自焚还要背上“暴力抗法”的恶名。真难想象，该如何定义“暴力”，如何诠释“法”，才能使这个冷若冰霜的词组，成为覆盖在唐福珍尸身之上的和谐幕布？
　　　　
　　60年前的拆迁叙事，一面是令人扼腕与愤恨的悲剧，另一面则是荒诞剧，颇具后现代主义的意味，令人不知是哭是笑。
　　再说两段旧闻。
　　黄建英的房子，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五眼桥佳前街9号，一房一厅一阁楼，总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。事发前三月，曾有拆迁办的人前来，说要拆房，按每平方米500元补偿，黄建英的丈夫姚桂钊不予同意，他们更希望以房换房。对方回曰，等到拆迁动工之时再通知。接下来，则毫无动静，鬼蜮一般静寂无声。无协商，未达成拆迁协议。就在2009年12月16日早晨，黄建英出门上班，红砖房依然矗立，中午买菜回来，屋子即被推平，惟余一地残垣断壁和几张棉被，家具电器不知被搬到何处。黄建英及其家人连“今晚住哪，都不知该找谁”。
　　此事距离唐福珍惨案之发生，空间上相距千里之遥，时间上则不过隔了一月多几日，而论悲剧的本质，黄建英距离唐福珍，至多0.01公分。
　　那一年，真正令人忧心忡忡的状况乃是，从唐福珍到黄建英的悲剧，坍塌的不仅是摇摇欲坠的房屋，还包括对法治和正义的信仰。当时，在云南昆明市上庄村，已经有被拆迁人挂出了“信春哥，房子不会被拆迁”的横幅。还别说，“信春哥”真有魔力存焉，2009年12月12日，这一起强行拆迁果然无疾而终。次日，原先因补偿太低而拒绝签字的被拆迁人与有关方面谈判成功，离开了待拆迁的房屋。
　　　　
　　信法律，还是信春哥呢，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。那时，春哥只是一个流行的符号，如今则是国会第二大党（注，笔者从2005年李宇春横空出世便开始信仰春哥）。那时，法律与春哥似乎势不两立，如今，两者基于宪政主义的契合而运行于同一轨道。
　　春哥一出，2009年的拆迁叙事便告终止。尽管还有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被废除这等大事记，但废掉一部恶法，再制定一部恶法，换汤不换药，一个国家的肿瘤只可能越来越恶化。真正解决暴力拆迁的痼疾，还得等到三十年后，土地私有制生成，公民的住宅不受侵害与相应的无限防卫权的法律准则的确立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构等。
　　　　
　　2009年年末的一个冬日，在西方是圣诞节，救主曾于今天诞生；在中国，却从京城传来了义人蒙难的消息，令人低眉苦吟“曾经泉下多添鬼，今日南冠又系人”。遥望三十年后的春色，我写下了奥巴马的两句名言：
　　Change we can believe in。
　　Yes we can。

我曾想，按照惯例，在年末的时候再写一篇总结，把今年的错过与路过的人和事都雕刻一番，可，我现在两腿发麻，内心疲惫，步履阑珊，早已没了矫情的兴致、文青的时光、吟风的洒脱、弄月的激情。诚如老友所说，“现在就像一个螺丝钉，被死死拧在这个国家机器上，不得动弹。”我现在，感同身受。

说些什么好呢？写出来的，有时候因为躲藏，基本已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因此，藏着就好。

昨天，刚参加完上海移动12580的律师加盟会，席间，我出来接电话，问一销售人员，我说你们从哪里知道我的电话？姑娘说，是律协推荐的，我没信。我这种超级山寨草根边缘小律师，律协就是从虹桥机场排到浦东机场，就是从《见过大爷》那年排到《2012》年，怕也是排不上我。

接着，转车到公安局交会见材料。出来，在拐角处，又见到那个摊子，我说给我来仨土豆丝煎饼，他们家的这个堪称一绝，边吃边想，要有微波炉热下就好了，一口气吃完，居然没过瘾。我时常在这时，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幸福，这个词，在这个城市，基本属于奢侈品，可以说比房子还贵。这场景让我想起过去，想起小时候我站在锅屋（俗称，厨房）里，看着烟雾弥漫中的母亲烙着鸡蛋煎饼，我摩拳擦嘴，伺机以待吃，那煎饼内容丰富，鸡蛋、尖辣椒、香菜……偶尔还加两片香肠，那是家的味道。幼时，时常和弟弟抱怨母亲烧菜如何不好吃，母亲总是以“不好吃，你们怎么长这么大？！”予以反驳。如今一年都不见得吃一次她做的饭，因此每次回家都吃得风卷残云。

晚上弟弟来电话，说年底记得回去给外公捎个牌子剃须刀。弟弟说那天在镇上，外公在一家商店看上了一款，表弟打趣说，一把年纪了，用什么名牌？有个五块的手动的（剃须刀），凑合着用就行了。弟弟说，阿外老（公），我给你买吧。外公说，不用你买，等你哥年底回来了，让他给我买好了。弟弟说，对，你大外孙不差钱，随便给你买个都得三五百的。末了，弟弟还是一阵唏嘘，说估计是老头子担心他媳妇儿生气。公平说，我弟妹决然不是那种刻薄的女生，只是外公

这一句细心的话，实在让我难以承受。我征战沪上二余载，一无所获，心存愧疚，于他们所欠，又岂是一个剃须刀能够填补？想到这，一阵眼湿。唉，不说也罢。

以前在苏州，仲生和我说，他每结完一个案子，就要犒劳自己一下好好吃一顿，所谓犒劳，也无非是弄几杯黄酒，炒俩小菜，三五兄弟，人均消费也不过五十有余，实在不算什么。可是，你会觉得，人生豪情干云，也不过就是这些。

因此，三个土豆丝煎饼，实在是意义非凡，它们是我给自己这段时间不断努力而发的奖学金。哦，好比洒家一个位居高位的兄弟，暴殄天物无数，私下却依然街边摊夜啤酒如少年。这个品质无论如何，都是值得保持的。

 下午，镇劳动保障所来发工资，员工领了各自散去。接下来就是提起仲裁，申请先予执行。好在，镇政府承诺会给仲裁委打招呼，尽快开庭。其实，政府能出面已经很好了，尽管完全是因为被拦路讨薪施加了压力，可，这天下，上访，断中指，自焚，被代表，欺实马，都拿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人，还少么？职工代表组长和我说，上海每年年前，警方都会上门给那些刚劳改或刑满释放人员送去“过节费”以示政府温暖。我第一次听说，说丫上海警方果然聪明。

中午，食堂的的几个供货商，其中一个妇女，公司欠了她和其个送菜的十多万块一直没付，现在听说有应收账款，希望能在员工工资发放后优先获得支付。她，一身风尘，脸色昏暗，手背干裂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估计装的是公司老板当初给她打的白条，在我边上的沙发上拘谨的坐下来。几句话不说，便潸然泪下，“律师啊，我们这也是血汗钱啊……”在坐的一个清算组的律师助理看着我说，翟律师，这个按照清偿顺序，是不是该按普通债权？我不能说该按。给职工代表使个眼色，职工代表给清算组负责律师打了电话，那边说可以考虑。后，渐渐散去。

   猎头公司的牛同学和我说，维权律师不是那么好做的。

不好做，果真就不做了么？

任何怨怼与纠缠过失，都是对自信心的伤害。面对。卓绝地坚持就好了。一人孑然征战他乡，如果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实在是难以让人托付终生。所以，决定明天给自己放一天假，一天，就一天。下周，要统筹兼顾点，一直折腾下去。折腾到八十的时候英年早逝！

还有一句，圣诞快乐。

     周末接了个集体诉讼的案子。案情简介：公司进行非破产清算，外借高利贷1.44个亿，其中三家银行拖欠贷款3400万，部分房产与机器等已被保全。老板神龙不见首不见尾，老板娘携章潜逃。公司成立清算组，着手清算，已进入第三次公告期。但尚拖欠全厂职工9到12月工资，加上社保、经济补偿金，累计200多万。一名员工找到我，希望我代表职工方追讨薪资。昨天签了委托手续，政府介入，已答应垫付10、11月两月工资，职工情绪稍稍稳定。这几天，每天早上九点准时过去报到。职工代表在公司名下的宾馆给开了个房间，作为办公室。已接近坐班。

   最惨的是今天，早上6点多起来了，因为八点半和职工代表有个会。洗漱，穿衣，饭也没得吃，就撒丫子到地铁那，刚进站得知1号线撞车停运，遂改3号线，到上海南站，打不到的，接着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无奈接受高价摩的，至莘庄，还是打不到的，接着再转地铁5号线，到银都路站，下来，终于打到的。到了，看还剩余5分钟。就去便利店买了面包和牛奶。这个经历告诉我：明年一定要好好攒个钱，置个车。可是，置车就不堵了么？

   前几天媒体说，除北京以外，堵车成本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广州和上海，上海为253.6元/月。拥堵经济成本是综合考虑了居民的月均收入，花在路上堵车的时间，综合计算出来的。其实何止那么点？这行业，要是因为堵车少接一单，253.6元……

   下午有个庭要宣判，推了，让法院给寄过来。周四下午有个邀请会，不知能不能去。之前援助性质的刑案，嫌疑人提出要见我，估计要拖至下周了。还有老师的外资清算还要跟踪。还有下午要见个客户，动迁补偿协议审核、陪签及见证。看了材料，难度有点大。下午签协议，研究研究再说。

   中午师妹来电话说，她被炒了。简单安慰了几句，鼓励了几句。师妹说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要招个助理？我说我哪请的起，就是请，也不请你这样的白纸。（事后，我后悔了，我这嘴就是太毒了，久久说死后必定遭舌刑。）律师行，从来不养闲人的。能做，做的好，就留。做不好，拜拜的您内。有的小孩到律师行面试，通常以为自己说“我不需要工资，只需要一个锻炼的平台”，人家合伙人就会感动的痛苦流鼻涕将他（她）收为门下，殊不知：但凡人家能招的起助理的，根本不在乎一个月给你开3、5K银子，人家招人主要是因为（1）案子多的做不过来，想找个马上上手分担工作压力的；（2）律师所属于成长型，急需几个所谓大牛海龟双硕专八的来撑门面的。

   最近几天，话不是很多。19日晚，和朋友参加了《马槽里的教主》圣诞派对，还发了礼物。回来路上，小潘说上帝真好啊，不但给我礼物，还让我看到这么多美女。我说，你可以制定犯罪计划了。到时候我去捞你。今天，有人送给我一句话，毛主席语录第38章第5节第27行,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。谨以此句，转赠与潘律师。（不过，仅仅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也只是买卖，不见得什么好鸟。）

   几日，在路上就看书，南怀瑾系列。薄薄的小册子，一个小时就可翻完。此番重读，又获真义。晚上断断续续看了邓超的《人间真情》，觉得丫演技比《幸福的像花儿一样》里好多了。值得继续期待。

    有人问金庸,这世界最难的是什么?金大师说，“不义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哥们差的远来。

    对于一个职业律师，只有站在庭上，才能让人忘记过去，忘记现在，忘记将来。

   周末早上，尚在昏睡中，隐约接到一电话。那头是个女子，对话如下：

   女：可以咨询一个法律问题么？

   我：可以。

   女：免费的么?

   我：是的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

   女：我和某男是单位同事，……（此处略去风月经过若干字）。他老婆多次到我单位公然侮辱我，还打我，骂我，说我和她男人有鬼，说我和很多男人都有鬼，现在我单位的人都知道了，我现在精神失常。请问，我如果自杀可以判她侮辱罪么？

   我：你刚才描述的情形如果属实，那么她极有可能已经涉嫌侮辱罪。法律上认定她是否构成侮辱罪，通常要“情节严重”，比如1，她手段比较恶劣；2，她造成了严重后果，也就是你说的导致自杀等情形；3，她多次对你实施侮辱行为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等。

但，我们还是建议你不要自杀，因为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其一，还有其他情节可以认定对方入罪，比如你的精神状况，通过司法鉴定确实构成精神疾病，这个就是一个“后果严重”的情节。其二，即使她构成侮辱罪，也只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用一命换她区区几年牢狱之灾，你的救济成本实在过高。

女：这样……我自杀的话，她是不是可以判的更重一些？

我：恐怕很难。你现在压力大是正常的。但死不能解决问题。你知道圣严法师么？

女：不知道。

我：就是一个佛学大师。他曾经说过，“多想两分钟，你可以不必自杀，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”。你如果现在自杀，会导致几个后果。一，父母伤悲。二，增加社会负担。三，最主要是你的目的极有可能落空。如果对方未或入罪，那你再想其他救济方式，已经晚了。

女：那该怎么办？……

我：（心想靠谱）活着！好好活着！还有很多路可以走。说不定过段时间，就拨云见日了。我们律师也可以帮你的。

女：谢谢你。

我：不客气。如果需要帮助，打我电话。

-----我睡意全无。我知道，这种情况下，对客户进行心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，即使她有破坏他人家庭幸福之虞。以前看报道，会为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感到揪心，为身边的朋友自杀感到痛心。读书时，毕业前，隔壁班就有一个相熟的美丽女生，选择了跳楼离开，流水落花春去了，天上人间。谁又能保证，心理自杀不会发生在你的身边呢？挺不下去的时候，再挺一下，就过去了。生命原本脆弱，我们只能坚强活着，痛并快乐着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 2009年10月17日

    今日，也即公元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十三时，小爷尚在单位，收到舍弟短信一枚，信称喜得千金。本人也顺利升任大伯父一职，现为侄女征求大名一个。小姓翟。要求，1，出处务必有说头，最好符合传统命理五行；2，大气，爽朗，不落俗套；3，朗朗上口，现代不乏古典；4，三字名。如被采纳，有酒肉谢。